１８７１年１２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５４人被台湾土著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领土，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１８７４年２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８月，日军增至３６００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９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１０月３１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１８７９年４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台湾未息，朝鲜又始。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

    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以后的几年，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视着中国。１８８０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４２５万，战时可达８５０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１８９０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６０％来发展海、陆军，１８９３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１８９０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１８９２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１８８５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１８８８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１８９１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建颐和园了。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寿辰，挪用军费，大办庆典。万寿无疆，举国遭殃！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５日至９月１７日）。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

    平壤之战发生于９月１５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清军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发生于９月１７日，是中日双方海军一次主力决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沟）附近海面。北洋舰队参加战斗军舰为１０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军舰则有１２艘。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战舰。但北洋舰队中致远舰亦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２００余人牺牲。下午，北洋舰队１０舰中，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撤离战场。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７日到１１月２２日）。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１０月２４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不战而逃。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１０月２４日，至１１月２２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１１月６日，日军进占金州。７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１８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１９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２１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２２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旅顺大屠杀。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到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０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２３日全部登陆完毕。３０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２月３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１０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１１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１７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１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４月１７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签订《马关条约》。 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１８７６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１８８５年３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

    １８９５年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4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２４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３０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２１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４月１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１０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要中方明确表示是否接受，不许再讨论。在日本威逼下，清政府只得接受。４月１７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谭嗣同万分忧愤，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他写下血泪的诗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从中国方面看，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清政府大借外债，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允许在华投资办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日本而言，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

    对远东局势来说，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

    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实力：

    吉野号，日本向英国订购的巡洋舰。据说吉野舰原为中国订购，但由于经费不足而被日本购去。1893年建成。

    浪速号，日本向英国订购的巡洋舰。1885年建成。该级舰据说原来也是中国订购，同样由于经费不足而由日本购去。

    高千穗号，日本向英国订购的巡洋舰。1886年建成。

    比睿号，日本向英国订造的金刚级巡洋舰。1878年建成。1890年曾远航欧洲。

    扶桑号，日本向英国订造的巡洋舰。1878年建成。

    松岛号，严岛号，桥立号，为了对付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二舰，由法国设计师白劳易设计的“三景舰”。

    赤诚号，日本小野浜造船所神户工厂建造的摩耶级炮舰。1890年建成。

秋津洲号， 日本在横须贺船厂建造的巡洋舰原来作为“松岛”级的4号舰建造，后改为单独设计建造一型巡洋舰。1894年建成，是日本建造的第一艘钢制巡洋舰。

    西京丸号，日本建造的商船，1889年下水，甲午战争前改装成代用巡洋舰。

    法令揭露和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掠夺目的以及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和战争的罪责。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立即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反对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

    法令明确指出：“如果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强制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苏维埃政府废除秘密外交，立即无条件地废除全部秘密条约。不以最后通牒形式向各交战国政府提出和平条件。还向各交战国人民建议，特别向英、法、德 3国工人阶级呼吁，“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和平、土地、面包”是十月革命的三大口号。其中尤以“和平”这个口号最为突出、最为重要。关于这个“和平”的含义，《和平法令》归结为一句话，这就是“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

    所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有三重意思。一是，没有兼并，无论是侵占别国领土，还是强制归并别的民族都是不能允许的；二是，没有赔款，就是不承认“地主资本家政府”所攫取的特权；三是，废除秘密外交，即废除一切秘密条约和不进行秘密谈判，这是不赔款的道德和法律基础。这时，列宁所期望的是“所有卷入战争或被迫参战的民族”都参加谈判并签订这样的和约。

    列宁寄希望于英法德的工人阶级。他们“定会从各方面奋力采取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列宁对条约的签订充满了信心，并且他在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中宣布，“我们应当帮助各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列宁的依据是：“我们不是处在非洲的荒漠，而是处在欧洲，这里的一切可以很快地让人们都知道。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和平法令》中所表述的列宁的签订和约的思想、他的和平观是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惟一的基础的，所要解决的惟一问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列宁的主要思路就是：签订了和约，就会有布尔什维克所需要的和平。因此，《和平法令》中所陈述的和平是有局限性的，它所指的主要是俄国境外的“停战”。列宁想通过签订这样的和约，取得这样的和平，以便对各“地主资本家政府”施加压力，促使那里的工人阶级成为支持和帮助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基地，最终使“世界革命”至少先在欧洲获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法令》与其和平的本意相反，它又是一个指向“世界革命”的“帮助各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法令。

    于是，《和平法令》的实施首先面对的便是所有参战的国家，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不例外。这种处境事实上使苏维埃政权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如果俄国不能结束战争，取得和平，苏维埃政权将面临垮台的危机，而另一方面，所有的参战国不可能听从苏维埃政权的一纸《和平法令》就乖乖地放弃他们已经攫取的一切特权，放弃殖民地，他们的反抗同样有使苏维埃政权垮台的不祥前景。

    在只有俄国存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情况下，《和平法令》的实施本身就是一场俄国对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力量的极其悬殊的战争。而对列宁来讲，他把这场较量的砝码全部放在了以欧洲为主的“世界革命”的身上。但事实上只有德国表示愿意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就停战事宜进行谈判。

    只有德国响应了俄国媾和的呼吁。列宁误认为，德国面临困境无法两线作战，在国内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走上与俄国停战谈判的道路。列宁说：“既然在德国这样纪律严明的国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开始说疲乏，说要停止战争，那我们就丝毫用不着害怕公开讲出这一点，因为这无论对于我们，对于一切交战国，甚至对于非交战国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实情。”显然，这就是列宁制订的与所有交战国媾和方针的出发点。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德国要停止战争，而是想利用《和平法令》提出的机会，在一战中进一步蚕食和吞并俄国，并且事实上德国军队在向俄国步步逼近。德国的统治者不是因为对俄国人民深刻同情，而来进行谈判的，“德国是想卡住革命俄国的脖子”。面对这样一个响应和谈的德国，已经没有任何作战能力的俄国无疑是碰上了一个潜藏着无限危机的凶恶对手。

    《和平法令》的与所有交战国“签订公正的民主的和约”的方针遭到了严重挑战。“和平法令”难以求得和平。

    苏维埃俄国面对的最大的实际威胁是德国。列宁看到了战争的威胁与和平的难求。而在具体的策略上，列宁不得不从签订“全面和约”到“单独媾和”。列宁说，“赢得时间=单独媾和”。列宁同意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全部原因就是赢得时间，等待欧洲革命的爆发。列宁实际上并不愿意与德国单独进行谈判，而当德国响应，俄国不得不与之谈判时，列宁就采取了拖延的政策，在谈判中尽量拖延，只管谈，但就是不签约。采用“不战不和”的方针，为在国土上的为保卫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战。

    列宁说，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生死存亡，要生，要能保住政权，要能保住脑袋，就必须立即、刻不容缓地签订这个屈辱的和约。在这个生死关头列宁来说，保住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政府高于一切，布尔什维克政权就是社会主义。为了这个最高利益，民族自决可以免谈、屈辱条件可以接受、土地可以放弃、巨额赔款可以照付。因此，列宁大声疾呼：“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吧，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是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

    于是，布列斯特和谈与1918年3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就必然成为列宁的最佳选择和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免于垮台的惟一出路。

    按照《布列斯特和约》，苏俄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60亿金马克。苏俄成功地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争取了喘息的时间。这时的列宁成了“护国派”，所以他宣称，“我们是国家的拥护者”，“我们布尔什维克现在都成了护国派了。”

    德国战败后，于1918年11月11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苏俄政府立即于11月12日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使得该条约的内容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一般认为，这是苏俄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成功外交。它充分地利用了国际间的矛盾，使新生的苏俄政府有了巩固政权的时间，为此后维护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由于此一外交策略的成功，列宁的个人声望也达到了顶峰。

      《和平法令》全文

      这个法令是列宁起草的，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在历史上第一次宣告新的国际关系原则，提出和平外交政策。

      1917年10月24至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

      本政府认为，一切交战国中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困顿不堪、痛苦万状的工人和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所渴望的正义和平或民主和平，即俄国工农在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用最明确最坚决的方法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实现的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

      俄国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这种和约，并且决心不等到各国和各民族的最高人民代表会议最后批准这种和约的全部条件，就毫不迟延地立即采取一切坚决步骤。

      本政府根据一般民主派的法权意识，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认为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略别国领土的行为，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迫合并或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的民族的发展或落后情形如何，最后，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或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

      如果某个民族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如果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是在报刊上、人民会议上、政党的决议上表示的，或是以反对民族压迫的骚动和起义表示的，都完全一样），不给它以权利，使它能在兼并国军队或任何较强民族的军队完全撤走的条件下，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这个民族的国家形式问题，那末合并这个民族的行为就是兼并，即侵占或暴力行为。

      本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签定和约，终止这场战争。

      同时本政府声明，它绝不认为上述和平条件是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说，它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而只坚持任何交战国都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其中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秘密。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议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的，为大俄罗斯人保持和扩大兼并的领土的。

      本政府在建议各国政府和人民立即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公开谈判的同时，表示愿意通过用电报交换意见，通过各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或通过各国代表的会议来进行这种谈判。为了便于进这种谈判，本政府特派自己的全权代表前往各中立国。

      本政府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条约，并认为停战时期最好在三个月以上，以便使所有卷入战争或被迫参战的民族代表所参加的和约谈判完全可能结束，同时使各国最高人民代表会议完全可能召集起来最终批准和约条件。

      俄国工农临时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的和平建议的同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树立了伟大的榜样，法国无产阶级进行过多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最后，德国工人进行过反对特别法的英勇斗争，并为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进行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工作，为全世界工人树立了榜样。所有这一切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历史性的创造的范例，都使我们坚信上述各国工人定会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在美国的倡议和英国的支持下，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荷、比、葡以及中国等 9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在美国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确立了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和发展。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形成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新体系，即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建立在战胜国相互争夺，战胜国奴役战败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反苏阴谋的基础上的，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新的矛盾和冲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争霸的有英、德、日、美、法、沙皇俄国等国。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摒弃了沙俄的外交政策。德国在大战中已被打败，不再参与帝国主义的角逐。法国虽是战胜国，但在战争中损失惨重，除竭力保住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外，已没有力量参加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争夺。这时，尚有实力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争霸的主要是美、日、英三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实力大为增强。早在1894年，美国工业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大战中，由于交战国对军火的大量需求，更促使美国工业迅速发展。1913至1920年，美国钢产量由3100多万吨增至4200多万吨；1920年，美国的黑色金属占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1916至1920年，美国石油开采量占全世界总开采量的66.8%。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12年的1870亿美元增加到1920年的5000亿美元。几乎超过了整个欧洲，贸易顺差也由1915年的4亿多美元猛增到1920年的 28亿多美元。美国已从战前的债务国变成头号债权国，不仅还清了原来的欠债60亿美元，而且成了21个国家的债主，其中借债最多的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债款分别为47亿、38亿和19亿美元。加上其他形式的资本输出，美国的债权几乎达 200亿美元。1914到1922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也由19亿美元增加为38亿美元，几乎占当时世界黄金储备的一半，使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仗恃雄厚的财力，开始谋求攫取世界经济霸权。美国总统威尔逊声称，美国要掌握全世界金融、工业和商业的领导权，其他国家都要接受美国的领导。他说：“我们应当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而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它。”但在巴黎和会上，由于英、法的阻挠，美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20年代初期，美国外交的任务就是要修改巴黎和会的决议，为美国夺取世界原料产地、扩大资本输出和实现经济扩张创造条件。

    大战期间，日本也加紧了军事、经济扩张，从战前的长期入超变为大量出超，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1914年至1919年，日本的贸易及贸易外收入超过支出32亿日元，对外负债减少了3亿多日元，债权则增加了18亿日元；货币储存额增加6倍，其中外汇 134300万日元。与此同时，生产总值增加了近3倍。这样，日本就挤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国的行列。不过，同欧美先进国家相，日本的工业水平仍是很低的，而且是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只占很小的比例。此外，日本在进出口方面也有很大的依赖性。

    例如占整个出口商品 30%以上的生丝，其销路完全依靠美国；棉花、铁矿砂、机器等重要进口物资，也依赖美国。因此，日本虽然实力有所增强，也有向外扩张的野心，但要同英、美全面抗衡仍有一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打算先保住大战期间夺得的利益，再进而夺取远东的霸权。

    英国由于击败了自己的对手德国，在瓜分原德属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它的殖民地面积增加了近260万平方公里，还垄断了 75%的世界石油资源。但在大战中，英国也遭受了巨大损失，死亡近75万人，消耗了1／3的国民财富，损伤了70%的商船队；1914年到1919年，国债从65000万英镑增加到782000多万英镑。虽然在政府的扶植下，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工业部门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战争期间的整个工业生产是不断下降的，1918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只及1913年的80.8%。1913年至1918年，生产资料的生产下降了14.3%，消费品生产下降了23.9%。由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英属自治领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英国的国外市场相应缩小，1919年英国的出口贸易比战前减少了 45%。面对这种情况，战后英国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控制殖民帝国的巨大资源，维系传统的财政金融体系，力敌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以挽救大英帝国的衰落。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美、英、日之间的矛盾激化了。英、美的矛盾冲突范围甚广，相互争夺霸权的斗争遍及中南美、英国的自治领和远东。英国支持日本接管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益”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使英美、日美矛盾十分尖锐。

    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美、日、英三国争夺的焦点是中国。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帝国主义垂涎的投资场所，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后起的美帝国主义打着“门户开放”的旗号，公然对中国的领土、主权进行干涉、侵犯，企图在中国建立它的优势。所谓“门户开放”，是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于1899年提出，并于1900年重申的一项政策，它表面上声称“保全中国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实际上是要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已取得的特权，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所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就是要使美国可以依仗它雄厚的经济实力，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展开角逐和争夺。“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表明美国要在中国攫取更多“权益”的野心。

    美国的上述企图，与英国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长期以来，英国在中国享有最大的利益，控制了多处租界、港埠、铁路；中国大多数通商口岸的主要洋行（如怡和、太古洋行）和开滦煤矿等，都是英国资本或由英商操纵。英国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美国对英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都想“利益均沾”，美国资本企图渗入英国控制的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这当然与英国发生矛盾。

    日本对美国的打算也强烈表示反对。通过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一次大战期间，日本趁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战，进一步侵略中国，夺占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1915年，日本政府诱迫袁世凯接受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袁世凯死后，日本先后扶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作为它统治中国的代理人。日本的势力迅速扩大。日本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913年的23%增加到1918年的43.5%。1920—1923年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占日本出口总数的 47%。1920年下半年，日本海外投资的90% 都在中国；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当中，日本约占一半，其中东北地区的外国投资总额，日本即占了 70%以上。日本不仅竭力想把英、美资本从东北地区排挤出去，还想扩大华北、华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投资，有独霸中国之势。一次大战后，日美、日英之间争夺中国的斗争日益尖锐。

    美、日、英三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斗争，还表现在扩建海军，争夺海上霸权方面。

    大力扩建海军，是帝国主义列强维持殖民统治、争夺海上霸权的重要手段。英国历来十分重视加强自己的海军力量。1889年以后，它一贯坚持所谓“两强标准”，即英国的海军实力必须超过其他两个海军强国联合起来的实力。一次大战结束时，英国仍然保持了海军的优势。1919年，英国有各类舰只737艘，总吨数2，309，000吨；美国有各类舰只595艘，总吨数1，468，000吨；日本有各类舰只192艘，总吨数820000万吨。

    美国首先向英国提出了挑战。1916年 3月，威尔逊总统在圣路易城发表演说，号召建立一支能保证美国取得海上霸权的海军。据此，美国政府提出了几个造舰计划。8月2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三年造舰计划，规定要建造137艘军舰，其中包括10艘主力舰、6 艘巡洋舰、50艘驱逐舰；计划完成后，美国海军就可以达到和英国同样的水平。后来，由于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上述计划未能全部完成。大战结束后，美国海军部于1918年12月又向国会提出第二个三年造舰计划，目的是要超过英国海军。英国对这个计划十分不满。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英美两国为此在会外举行了所谓“巴黎的海战”的谈判，英国方面要求美国放弃新的造舰计划，承认英国的“特殊地位”，否则英国就不支持美国在德国问题和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美国为了换取英国的支持，联合英国共同对付日本，表示承认英国的“特殊地位”，并放弃新的海军计划。1921年，美国又制定了一个新的三年造舰计划，打算再增造 3艘主力舰；海军军费也从1914年的13，600万美元增至1921年的43300万美元。

    日本也不甘落后。1920年，日本国会审核批准了一项造舰计划：到1927年，帝国将拥有一支包括25艘主力舰的海军舰队。1921年，日本正在建造和计划建造的军舰共145艘，海军军费也从1917年的8，500万美元增加到24，500万美元，占到整个国家预算的1／3。

    英国为了维护殖民帝国的统治，虽然财政状况窘迫，仍要竭力维持自己的海军优势。1921年3月，英国政府决定再添造四艘大型主力舰。

    美、英、日三国这些庞大的造舰计划如果实现，到1924年，美国将拥有主力舰33艘，总吨位1，117，000吨；英国也将拥有主力舰33艘，但总吨位是 808，000吨；日本将拥有主力舰17艘，总吨位543，000吨。这样，英国海军优势的丧失就成定局，美国则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

    建立海上优势，除了取决于舰艇的数量，还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海军基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中国的台湾，经琉球群岛，日本本土至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均有海军基地。后来，日本又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加罗林、马里亚纳诸群岛，使它在西太平洋上的战略地位大为增强。这时，美国也加强了太平洋上的防务，并着手扩大夏威夷群岛海军基地。英国则决定把新加坡建成皇家海军第三战舰队的基地，还打算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自治领的海军合并成“远东联合舰队。

    上述情况，使太平洋上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美、日、英三国都力图建立有利于自己争霸的新的同盟关系。早在1902年，英、日两国为对抗沙俄在远东的扩张以及侵略中国和朝鲜，就结成了英日同盟。1905年，英、日决定继续结盟，其条件是英国承认日本吞并朝鲜；日本承认印度为英国领土。1911年，英、日又订立为期10年的同盟条约，其目的是共同对付德国和沙俄在远东的挑战，保证英、日在中国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沙俄对英、日在华利益的威胁已经消失，英日同盟就成了美国争霸远东的障碍。1922年，美国参议员洛奇指出，英日同盟在美国与远东和太平洋的关系中是一个最危险的因素，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加拿大引起了日益增长的不安，它正鼓励日本在海上和陆上挑起新的冲突。因此，拆散英日同盟已成为美国外交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事实上，英、日关系并不顺畅。因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分布着英国的一些经济、战略要地，还有它的自冶领和属地，英国在东南亚有巨额投资，这都使日本统治者垂涎欲滴，促使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向东南亚和南亚渗透。大战期间，日本商品对英属印度的输出增加了近6倍，对英属马来亚的输出也增加了3倍。日本商品充斥新西兰、澳大利亚市场。加上日本与英国在争夺中国方面的尖锐斗争，使英国朝野对日本的威胁日益重视起来。1921年 7月20日，伦敦的一个工业家组织“中国协会”专门向英国外交部陈述意见，认为英日同盟已经过时，主张以英、日、美、法四国同盟来代替。英国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也认为必须废止英日同盟，他说：“如果把我们的海上政策建立在同日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基础上，那么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加糟糕的政策了。”英帝国内部要求取消英日同盟的呼声，日渐增高。1921年6月21日至 8月5日，在伦敦举行帝国会议，由英国及其自治领以及印度的代表参加，就英日同盟续约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加拿大和南非联邦的代表反对续约，认为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是大英帝国政策的基础，一旦美日发生武装冲突，英国只应站在美国一边；若由于英日同盟的牵制而同日本纠缠一起，必导致大英帝国的崩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则担心英日同盟一旦破裂，日本就会侵犯他们的领土，因而主张英日继续结盟。这次会议未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把续约问题转交给有美国参加的专门会议去讨论。上述情况表明，美、日、英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同盟关系。

    帝国主义国家间剑拔弩张的争斗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国际、国内的种种因素又迫使它们不得不考虑通过新的国际会议来达成某种妥协，这些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1000万死者和2000万伤者的流血惨像还历历在目，世界人民反战情绪十分高涨；各国人民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沉重军费负担异常反感，使帝国主义国家不能为所欲为地扩充军备；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许多国家的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1920—1921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更使美、日、英等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在人民反战、形势动荡和经济不稳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贸然挑起战争，这对统治者来说是很危险的，即使继续进行无限制的军备竞赛也是有困难的。财政状况十分困乏的英国，首先意识到了这一点。劳合·乔治认为，使海军力量与其他国家达成形式上的均等，比长期进行军备竞赛要好一些；长期的军备竞赛有使英国掉在后面的危险。1920年 3月17日，海军大臣隆格在下院声明，英国将放弃两强标准的政策。

    1921年，日本的众议员尾崎行雄也有过限制军备的动议。财力雄厚的美国，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也有缓和军备竞赛的要求。虽然按照计划，到1924年，美国军舰的吨位将接近英日两国军舰吨位的总和，但是，美国还来不及训练足够数量的海军指挥人员，也缺少完善的海军基地，美国国会于1921年才拨款筹建菲律宾和关岛的基地。此外，吨位过大的舰只通不过巴拿马运河，这对美国的海军建设也是一个限制。一次大战后，美国人民普遍厌战，国内孤立主义盛行。1920年，共和党人哈定(1865—1923)当选总统，宣称要采取措施裁减军队，通过国际协议来维护和平。

    这表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条件已日趋成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华盛顿会议召开了。

    英、法、意以及中国政府接到美国的非正式邀请后，都赞成举行会议，只有日本政府迟疑不决。它既害怕英、美联合起来在会上逼它交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又怕不出席会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在外交上陷于孤立。日本宪政会的机关报《读卖新闻》警告说，日本将作为被告到会受审。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帝国兴废的关头”。日本政府经过再三考虑，到 7月27日才作出回答，希望这次会议主要讨论限制军备问题，避免涉及“任何特殊国家”或“已成事实”的问题。所谓“特殊国家”、“已成事实”，就是指日本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及“二十一条”等日中之间的各种问题。经反复磋商，美国同意了日本的要求。

    1921年 8月11日，美国向英、法、意、日、中五国发出正式邀请。邀请书的第一部分写道：巨额军费开支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以至侵害了“社会之安定、正义之保持、和平之确定”。目前有关各国会同讨论裁减军备的时机已到，而首先应讨论限制海军军备问题。邀请书的第二部分指出，须有要求和平的意愿并消除国家间误会，裁减军备才有成功的可能，因而在对太平洋及远东有关问题的讨论中应该遵循尊重友谊、去除争端的原则。对中国的邀请书，只有第二部分的内容，略去了第一部分。9 月2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拟定的议事日程，确定会议将讨论两大问题，即限制军备问题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英、法、意、中等国当即表示同意。9月27日，日本也正式答复同意参加会议。

    后来，荷兰、葡萄牙、比利时等国政府表示，它们都是太平洋地区利益有关的国家，要求参加这次会议。10月4日，美国对上述三国又补发了邀请书。

    从表面上看，美、英、日各国参加华盛顿会议，都是为了安定社会、保持正义、确立和平这些冠冕堂皇的目的，但实际上，它们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美国的企图是限制英、日海军的扩张，排挤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进一步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取得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取得的利益，为逐步夺取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创造条件，或者如美国国务卿休斯所说，建立一种美国支配下的和平；同时，通过裁减军备，提高执政的共和党的声望。美国的策略是拆散英日同盟，联合英国，抑制日本。英国和日本都想在保持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削弱对方，进而捞取更多的好处。英国的策略是尽量不得罪美、日两国，但基本倾向是疏远日本，接近美国，也就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说的，首先要同美国友好合作，其次是维持同日本的亲善与协作。日本政府则坚持不论在裁减军备或缔结盟约方面，都必须“以维持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为原则。”

    在邀请中国、苏联出席会议的问题上，列强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无遗。

    当时，中国处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的局面，只有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美国却只承认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而拒绝民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会议。于是民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华盛顿会议既无中国人民的代表参加，中华民国政府对会议的一切决议将不予承认。

    华盛顿会议没有邀请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参加。为此，苏维联政府于1921年 7月19日向美、英、日、法、中等国发出照会，对排斥苏联参加这次会议提出了抗议，并宣布：没有苏联参加而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没有法律效力。11月21日，苏联又重申了它的抗议。但是，华盛顿会议仍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召开了。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在美国首都美国革命女儿会大厦开幕。

    这一天，会场内着意渲染了和平气氛：装饰了许多棕榈叶，摆设了“ U”字形的会议桌，桌上覆盖着绿色台布，桌后树立着美、英、法、意、日、比、荷、葡、中 9国的国旗。会场附近，挤满了好奇的人群，都想目睹各国代表的风采。时钟敲了10响以后，一个个头戴礼帽，身穿礼服的代表陆续进入会场。

    美国政府为了欺骗民众，粉饰太平，早在开会以前，就大肆宣扬这次会议是为了谋求和平，吹嘘这是在世界外交史上第一次允许新闻记者采访的会议，从此就没有秘密外交了。但事实上，会议仍作了严格限制，规定只有在举行全体大会时，新闻界人士才可进入场内专设的席位，美国官员和持有入场券的人员才可进入各包厢旁听；报纸上也只能发表各国代表在全体大会上的演说。

    上午10点半钟，与会代表按下列顺序就座：英、美两国代表分别在“ U”字形会议桌下方的左、右两边；会议桌左侧是另一些英国代表和意大利的代表，右侧是法国和日本的代表；会议桌的上方，左边是比利时、荷兰的代表，右边是葡萄牙、中国的代表。参加会议的各国首席代表是：美国国务卿休斯，英国枢密院大臣贝尔福（其代表团成员还有英国的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殖民地印度的代表），法国总理白里安，意大利前财政大臣卡洛·香泽，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荷兰外交大臣柯尼碧克，比利时驻美大使卡德，葡萄牙驻美大使阿尔戴，中国北洋军阀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

    会议开始，美国哈定总统致了开幕词。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减少战争，增进和平，……减轻负担，改善现状”。他表白美国没有征服他人的企图，美国对自己已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对其他国家拥有的东西并不觊觎。

    哈定总统致词后，经贝尔福建议，大会一致通过由休斯担任大会主席。休斯提出了会议组织方面的建议。11月14日，大会通过了休斯的建议，除了9 国代表参加的全体大会以外，还分设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由英、美、法、意、日5 国代表组成的限制军备委员会，另一个是由9 国代表参加的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的主席都由休斯担任。休斯在华盛顿会议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后来，两个委员会下面又分别设立了一些起草小组或专门问题小组。

    会议期间，全体大会共开了7 次，都只是听取正式报告、批准两个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并不进行实质性的辩论。两个委员会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得到委员会主席或各国代表同意方可公开。许多重要问题都由美、英、日、法4 国首席代表在秘密会议上决定，有时甚至只由休斯、贝尔福和加藤友三郎三人私下商定。所谓“公开外交”，只是一句空话。一些老练的新闻记者认为，华盛顿会议关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议，其保密程度并不亚于巴黎和会。“四国公约”的缔结，就仍然是秘密外交的产物。

    1921年12月10日，在华盛顿会议第4 次会议上，美国代表洛奇提出了《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条约》草案。12月13日，4 国代表在美国国务院前厅签署通过了这一条约。这是华盛顿会议通过秘密谈判签署的第一个条约，是美国为了废除英日同盟、改善自己在远东的地位所取得的成果。

    早在华盛顿会议酝酿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就向英国提出了废除英日同盟问题，双方还进行过多次秘密磋商。但是英国政府始终存有疑虑。虽然一次大战后英日矛盾日益加深，但英国担心废除英日同盟以后，日本会肆无忌惮地夺取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如英、美发生冲突，英国将得不到日本的支持。

   1921年春，英国向美国表示，愿以下述两个条件换取英日同盟的继续存在：一是放弃英国海军实力的两强标准，让美国舰队的吨位与英国相等；一是保障美国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使美国可以把舰队集中到太平洋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些建议，并从两个方面对英国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英国偿还47亿美元债款，借此贬抑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信贷市场的地位，损害英国银行的信誉；另一方面利用爱尔兰问题要挟英国。战后，爱尔兰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并于1919年 1月成立了爱尔兰共和国，这是英国政府所不愿意的。但美国却宣称，国会将于1921年夏天讨论承认爱尔兰共和国问题，其结果将视英日关系而定。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两国代表继续就上述问题讨价还价。

    1921年12月 1日，在美、英、日三国首席代表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贝尔福提出以美、英、日三边条约来代替英日同盟；条约草案规定，三国中的任何两国可以彼此缔结带有防御性的军事协定。这意味着三国间不仅要承担外交上的、而且要承担军事上的义务。休斯对贝尔福提出的方案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及大会的方针。美国担心英、日两国由于原有的关系容易接近而使自己陷于孤立，提出了邀请法国加入同盟的建议。因为法、英在争夺近东、德国问题及裁减军备等方面都存在尖锐的矛盾，法国还欠美国38亿美元的债款，这都使美国有理由相信，法国如参加新的同盟，可以增强美国同英、日角逐的力量。由于这个建议无碍于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日本表示赞成。经过一段僵持，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最终也只好同意取消英日同盟。美、英、日三国达成秘密协议以后，才通知法国代表；法国代表能够同本国政府通电商量的时间仅48小时。但是，法国为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保证本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还是欣然同意。于是，《四国公约》草案几乎未经讨论，就顺利通过了。

    《四国公约》规定：“缔约各国同意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四国之间如有争端，由缔约国通过会议解决。这样，四国就互相承认了各自在太平洋地区现有的势力范围。条约还规定：在四国权利“遭受任何国家侵略行为的威胁时”，缔约各国应“联合地或单独地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以适应局势的要求”。这里的所谓“侵略”、“威胁”，实际上是指太平洋和远东地区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正在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所谓“联合地或单独地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帝国主义的分化瓦解、血腥镇压等各种残暴手段。这说明，美、英、日、法四国已结成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反革命同盟。正如列宁曾指出的：“华盛顿会议上缔结的英、美、法、日四国同盟……是与所有其他民族为敌的……。”

    《四国公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条约规定：本条约生效后，“1911年 7月13日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缔结的协定应予终止”。英日同盟就以这样一种体面的方式被废除了。

    《四国公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上的胜利。美国不必再担心英国在美、日冲突时保持有利于日本的中立，这就改善了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地位。《四国公约》也使英国在和日本继续友好的名义下，巧妙地废止了英日同盟，同时又改进了英、美之间的关系。《四国公约》通过以后，贝尔福表示为英日同盟变成四国同盟而高兴，说这个条约体现了他终身向往的美、英、日、法四国友好的理想。英日同盟的废除，削弱了日本对抗美国的力量，这使日本感到不满。一位日本代表带着讽刺意味对英国代表说：“不论怎样，你们毕竟给同盟(指英日同盟)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葬礼。”但日本对于本国能跻身大国行列，成为四强之一，日本在太平洋的“权益”能得到美、英、法三国的承认，还是满意的。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哉康就曾表示，《四国公约》使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四国公约》对美、英、日三国来说各有得失，但总的说来，这种建立在帝国主义力量对比基础上的新的外交秩序，使各缔约国程度不同地都巩固了各自在太平洋地区领地、属地的统治。

    1.全部停止正在执行或拟议中的海军主力舰造舰计划；

    2.拆毁一部分现役军舰；

    3.对有关各国现有海军力量加以考察并做出相应规定；

    4.以主力舰吨位作为计算有关国家海军力量的标准，配备辅助舰的吨位应与各该国主力舰的吨位成一定比例。

    根据上述原则，休斯提出以下具体的建议：

    1.美、英主力舰吨位总量各为50万吨，日本为30万吨，美、英、日主力舰吨位的比例为5：5：3；

    2.削减已建成或正在建造的主力舰的数字，美、英、日三国只分别保留主力舰18艘、22艘、10艘；

    3.10年内缔约各国不得建造主力舰，10年后待服役之主力舰报废时，才能建造、补充新的主力舰；

    4.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

    5.法、意两国主力舰问题容后再议。

    休斯在建议中，还列举了美、英、日三国应停建和拆毁的主力舰名单。

    美国提出的上述方案，是对英国海军优势的挑战。一次大战后，美国虽然发了横财，有了扩充海军，超越英国的很大潜力，但是，要真正压倒英、日，也非易事。所以，美国的第一步是争取做到与英国平起平坐。而通过限制主力舰吨位总量，英国主力舰的优势就将消失，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美国的胜利。当时，英国已开始建造排水量为42，000吨至45，000吨的主力舰；美国还只能建造排水量为 33，000吨的主力舰。美国提出禁止建造排水量超过 35，000吨的主力舰，就是要从另一方面限制英国扩大海军军备，使美国的实力相对增强。同时，上述方案也是对日本的限制。

    按照休斯的建议，英、美、日三国要拆毁已建成或正在建造的舰只共66艘，合计187 万多吨。这在各国代表中引起很大震动。据英国记者沙利文报道：当休斯提到英国应停止建造“乔治五世号”主力舰时，英国代表、海军上将比蒂勋爵“在靠椅上向前一趴，活像一只躺在门口太阳下打盹的猛犬被一个粗鲁的过路人踢了一脚似的……”。

    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科洛内尔·雷平顿写道：“休斯先生在35分钟内击沉的军舰，要比全世界的海军将领几个世纪中所击沉的军舰还要多。”在哈定总统欢迎各国代表的宴会上，一位英国代表对他的日本朋友小声地说：“我们是代表着两个岛屿帝国，对于海军问题，我们的意见应该一致。”

    然而，英国和日本对美国方案的反应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英国代表基本同意美国的上述方案。因为英国负债累累，要继续维持两强海军军备的标准，实在是财力所不允许的；如果接受美国的建议，少造一艘军舰即可以少开支4000万美元，就可以用节省下来的资金多少解决一些国内的经济困难。而只要能把装备最新的战舰保留下来，尽量提高舰队的素质，也就可以弥补战舰减少后带来的缺陷。同时，英国也主张对日本给予一定的限制。

    日本代表却拒绝接受休斯的建议。日本一些海军将领认为，防守国舰队对假定敌国的舰队应保持 7：10方能有取胜的把握，因此，日本代表认定，分配给日本主力舰的吨位数额太少，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11月30日，日本首席代表加藤友三郎正式向大会建议，英、美、日主力舰吨位的比例应改为 10：10：7。但休斯不肯让步，他宣称：如果日本坚持它的主张，那么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要造 4艘军舰。日本代表对休斯的建议抵制了约一个月。这期间，美国密码破译人员一直监听着日本代表同东京来往的绝密电报，以便在谈判中争取主动，直至探知日本政府已决定接受休斯的建议。日本政府终于作出这样的决断，主要也是因为当时日本的财政状况不佳，要坚持大规模军备竞赛确有困难。加藤友三郎就说：“如果没有真正充实的国力，不管有多么充实的军备也不能发挥作用。”他认为，在当时形势下，以外交手段来避开战争才是国防的真正途径。

    在美国的建议下，美、英、日三国首席代表进行了秘密协商。加藤在表示愿意接受休斯建议的同时，提出了交换条件：一是承认日本在中国已经获取的利益；二是英、美在太平洋所属岛屿之防御设施应维持现状；三是保留日本新近竣工的“陆奥号”战舰。美国基本上同意了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已得到日本关于“门户开放”的保证，也就承认了日本原有的在华利益；在设防问题上，美国同意不在菲律宾和关岛设防，但保留在檀香山增加防务的权利；至于保留“陆奥号”战舰，美国也未提出异议。日本的要求虽已得到满足，但因远东和太平洋岛屿属地问题还在讨论之中，日本担心会议做出不利于它的决议，所以在限制主力舰问题上仍然继续拖延，不愿马上签署条约。12月13日，“四国公约”在不损害日本利益的条件下签字。12月14日，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上，休斯支持中国代表团向日本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向日本施加压力。从当日下午四时开始，美、英、日三国进行了 4个钟头的紧张磋商，使加藤终于同意接受英、美、日三国主力舰的总吨位保持5：5：3的比例。12月15日，限制军备委员会宣布，美、英、日三国已对限制主力舰问题达成协议。

    在休斯的建议中，对法国、意大利主力舰吨位的总量没有提出确切的限额。当时休斯说：“鉴于大战的非常情况，影响了法、意海军的现有力量，目前没有讨论两国主力舰吨位限额的必要。”对此，法国代表大为不满，认为是对法国的轻慢。12月15日，即美、英、日三国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法国突然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法国须拥有主力舰35万吨；二是自1925年开始，法国将建造新主力舰10艘，每艘为 35，000吨，以防备德国的再起和保障法国殖民地的安全。意大利也要求享有与法国同等的权利。英国对法国的要求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这违背了英国的一贯方针，即防止法国独霸欧洲，防止法、意两国的海军力量在地中海超过英国。于是英国采取对策，向报界披露了法国的要求，使法国政府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12月16日，休斯又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法、意两国可各拥有主力舰175，000吨。那时，法国已建成的主力舰有 7艘，共164，000吨；在此基础上要实现前述要求，需要军费 4亿美元，这是法国所无力负担的。法国这样漫天要价，不过是以攻为守的一种手法而已。12月16日，休斯把他的妥协方案电告正在英国的法国首席代表白里安，白里安表示，只要对潜水艇不加限制，175，000吨的主力舰限额是可以接受的。12月20日，英、美、日、法、意五国终于在限制主力舰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在达成限制主力舰吨位的协议以后，限制军备委员会还讨论了限制辅助舰的问题。在休斯的建议中，把辅助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包括巡洋舰，驱逐舰等在内的水上辅助舰；第二类是潜水艇；第三类是航空母舰。会上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潜水艇的限制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水艇曾大显神威。战后，一些国家都秘密地加速建造潜水艇。休斯在建议中提出，英、美可各拥有潜水艇9万吨，日本可拥有54000吨。这些限额，实际上已高于当时三国潜水艇的吨位。英国对限制潜水艇的态度最积极。因为英国所需大量物资全靠海外供应，仅粮食一项就有3／5依靠进口，保证海运畅通极为重要。一次大战中，德国的潜水艇炸毁了许多英国商船，所以英国主张完全禁止潜水艇。英国的主张首先遭到法国的反对。法国缺少建造主力舰的经费，为了保持海军实力，坚持要拥有相当数量的潜水艇。法国代表表示，为了维持本国与殖民地及海外属地的联系，保障本国领土的安全，法国应拥有 9万吨潜水艇。日本、意大利和美国代表都同意法国的上述意见。针对法国的要求，贝尔福发表了演说，他说：“英国之所以能同德国的潜水艇进行斗争，只是因为德国没有足够的基地。基地遍布各地的法国，如果再拥有大量的潜水艇，那可能要比德国对英国的威胁还大许多倍。”法国代表驳斥说，法国并未猜疑英国要以525，000吨主力舰向法国施展阴谋，英国也不应因法国要求有九万吨潜水艇而猜疑法国对英国怀有敌意。白里安表示，如果英国愿意废除主力舰，那法国就立刻废除潜水艇。他还讥讽说：“英国从来没有利用本国主力舰来攻击法国。英国建造主力舰想必是为了打捞沙丁鱼。那么，何不让可怜的法国也造几艘潜水艇……来研究研究海底植物呢……。”唇枪吞剑，各不相让，英、法关系弄得十分紧张。美国为了缓和矛盾，又提出一个新方案，即英、美可各保留潜水艇 6万吨，日、法各31，500吨，意大利21，000吨。但是，法国仍然坚持 9万吨，决不让步；日本则要求潜水艇的吨位也按照5：5：3的比例确定；意大利则坚持要31，500吨。由于分歧太大，限制潜水艇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海军建设上，为了防御潜水艇，必须配备相应数量的巡洋舰、驱逐舰等辅助舰艇。由于会上没有就限制潜艇问题达成协议，使限制水上辅助舰问题的讨论也归于失败，只是通过了对各类辅助舰艇排水量的限制和配备火炮口径的限制。至于对航空母舰的限制问题，则是在休斯建议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了各国可拥有的吨位总量，才达成协议的。

    此外，对裁减陆军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欧美各国中，法国的陆军最多，有818000人。因此，法国成了与会国攻击的目标。法国本想以限制陆军作为条件，换取美国将法国所欠的战债取消或者缓期，并争取与美国建立经济、军事同盟。但美国拒绝了法国的要求。于是，法国在讨论裁减陆军问题时也毫不让步。在1921年 3月21日的限制军备委员会上，白里安竭力为法国辩解。他说，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诚心要求和平的国家，那就是法国。白里安利用各国代表的反苏情绪，危言耸听，似乎波兰和整个西欧已笼罩在“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之中，只有法国保留强大的陆军才能拯救他们。

    他还断言，德国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征集数百万军队，除非各国能够保障法国的安全，法国决不裁减陆军。日本、意大利和比利时也不同意裁减陆军。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在伦敦发表演说时也不同意裁减陆军。英国外交大臣冠松在伦敦发表演说时宣称：如果其他国家继续加强他们的陆军，那么裁减海军也是无法实现的。英法矛盾如此尖锐，有关各国意见也如此分歧，限制陆军军备问题便成了悬案。

    限制军备委员会还对限制空军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飞机的战略价值日益引起军事专家们的重视。英、美、法、日等国都无意裁减空军，使这项讨论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经过86天的激烈争吵，最后总算达成了一些初步的协议，于1922年2月6日签订了《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公约》。

    条约规定了缔约各国可拥有主力舰的吨位总量，其数字略高于休斯建议中的数字。因为会议同意日本保留“陆奥号”战舰，又要保持美、英、日、法、意主力舰吨位的5∶5∶3∶1.75∶1.75的比例，所以条约规定：英、美可各拥有主力舰 525000吨，日本为315，000吨，法国、意大利各为175，000吨。条约对各国航空母舰吨位总量的限制是：英、美各为135，000吨，日本为81，000吨，法、意各为6万吨。条约还规定缔约各国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和排水量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以及排力量超过 1万吨的巡洋舰及其他舰艇。对各类舰艇上配备的火炮口径，条约规定：主力舰不得超过16英寸；舰空母舰、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不得超过 8英寸。条约还规定：10年内缔约国不得动工建造新的主力舰。

    由于日本的要求，“五国公约”还对签约国海军基地的建设作了限制。该约第19条明确规定：美、英、日在太平洋所属岛屿及属地上的防御工事和海军基地应保持现状，不得采取任何加强措施或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和要塞。条约列举应维持现状的地区有：香港及英帝国所属东径110°以东的岛屿属地；日本所属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条约还规定下列地区不适用上述条约：美国附近海岸、阿拉斯加(不包括阿留申群岛)、巴拿马运河区、夏威夷群岛；英国所属加拿大沿岸岛屿、澳大利亚联邦和新西兰。

    应该承认，“五国公约”是现代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就局部裁军问题达成的唯一协议。会后，按照条约的具体规定，缔约各国都拆除了一批正在建造和服役的主力舰，并在10年内相对缓和了主力舰的造舰竞赛。这是华盛顿会议所取得的一点成果。

    美、英、日、法、意五国之所以能相互妥协，签署《五国公约》，如前所述，是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所决定的。在主力舰问题上能够达成协议，也是由于随着战略武器的发展，主力舰的威慑力量已相对减弱，许多军事专家都认为战舰时代已成过去，在主力舰方面开展竞赛已没有多大意义，若再爆发战争，要靠飞机和潜水艇来解决问题。美国陆军航空队副司令米切尔准将就十分强调飞机的作用。他说，美国的航空事业如果有相当的发展，那么距美国海岸 200海里内的敌舰，不管它是不是装甲舰，都可以被击沉。1921年7月21日，米切尔在大西洋上组织了一次试验：以8架轰炸机运载他专门设计制造的两千磅重的硬化钢炸弹，不到半小时就炸沉了一艘从德国缴获的“东弗里斯兰号”巨型战舰。这个试验很受赞成裁减海军的人士的赏识。德国沙尔将军则称道潜水艇的威力。他认为，一个弱国只要有了完善的潜水艇设施，就也可确立远洋政策。至于缔约各国同意将旧舰拆除，是因为旧舰型号早已过时，淘汰后可以另外建造装甲厚、火力猛、速度快、续航力强的舰艇。而且，此举还可以为它们赚来“热爱和平”的美名。

    当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会束缚自己的手脚的。“五国公约”条款虽多，也只是规定了主力舰与航空母舰的吨位比例，而对其他舰艇和陆军、空军的数字都没有限制，因此不能真正缓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军备竞赛。华盛顿会议之后，美、英、日、法、意各国就竞相发展非主力舰。1922—-1923年，日本已建成6艘巡洋舰、15艘驱逐舰和11艘潜水艇；意大利建成4艘驱逐舰；英国建成一艘巡洋舰；法国建成3艘巡洋舰、18艘驱逐舰和11艘潜水艇。到1927年，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英国有 289艘，合计61万多吨；美国有350艘，513，000多吨；日本有179艘，347，000多吨；法国有113艘，225，000多吨；意大利有75艘， 131，000多吨。以上事实，再一次证实了列宁的预言：“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会引起……进一步军事化。”

    《五国公约》中关于海军基地的规定，是美国为换取日本承认主力舰的限制而作出的让步。根据条约，美、英、日三国都不得在西太平洋它们各自的外国属岛上进一步设防，这对日本特别有利，因日本当时在它所属太平洋岛屿上已有设备较好的海军基地；而对英、美来说，这就意味着不能在距日本本土2，700至3，200海里以内新建或加强海军基地，特别是限制了美国在菲律宾和关岛加强防务。缔约之后，英、美在远东可以利用的主要军事基地就只有新加坡。虽然新加坡被称为远东潜在的直布罗陀海峡，从这里可以比较容易地对日本发动进攻，但由于没有任何条款限制日本加强本土的防务，一旦爆发战争，美国必须在两大洋进行防卫，英国必须把舰队分散在全世界以保自己的属地，而日本却可以把舰队集中在离本国岛屿很近的地方。这预示着在未来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可能取得某种优势。

    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代表重申了“门户开放”政策，其意图是逼迫日本交出在中国享有的部分特权，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在华势力。日、英、法的代表则力图保持他们各自的在华利益。当然，为了共同掠夺、奴役中国人民，列强又是沆瀣一气，互相勾结的。

    当时，中国人民为抗议巴黎和会把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全国各界团体组织了不少协会和研究会，如铁路公会、太平洋会议铁路问题研究会、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国民外交协会等，以注视、研究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这类研究会、协会，不仅出现在北京、上海，甚至连偏远的昆明等地也有。上海各团体还公推蒋梦麟、余日章二人为国民代表，于1921年11月15日专程去美国宣传国民的意见。他们当时还寄希望于美国，认为美国邀请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表明美国“很尊重中国主权”，“美国的外交手段似乎比别国光明正大些”；他们还认为，“美国对华并无政治野心，只图发展其经济”等等。

    1920年 7月以后，英、美支持下的直系军阀和日本支持下的奉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洋军阀政府。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亲日派政客梁土诒组织内阁，引起了直、奉两派军阀的激烈争斗。在这种混乱局面下，北京政府对参加华盛顿会议不可能有充分的准备。原定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任首席代表，后以驻美公使施肇基代之；代表团其余成员是驻英公使顾维钧、前司法总长王宠惠。代表团准备的议案，多是由巴黎和会时拟出的旧案修订而成。

    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于1921年11月1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11月15日半夜时分，美国送交中国代表团一份文件，说明美国对远东问题不准备提出议案，中国如有议案可按议事日程自行提出。于是，中国代表团才连夜赶写出一份提案。16日开会时，休斯首先登台演说，重申了“门户开放”政策，而且指明日本是站在中国的门口。接着，施肇基就起来宣读了仓促起草的“解决中国问题基本原则的提案”，即“十项原则”。其中一方面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一方面又声称完全赞同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中国代表还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美国表示积极支持中国的立场，目的是利用中国的正当要求向日本施加压力。

    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对中国代表的提案并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却以内容过于广泛为由，让美国代表路特另拟了四条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委员会经过讨论修改，于12月10日通过了路特决议案。其中虽然也说要“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和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又要求“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强调任何一国“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其核心仍然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它一方面肯定中国是列强共同的猎获物，将来有好处大家都沾光，不得由某个国家单独谋取特别的权利；另一方面告诫列强首先是告诫日本，不得侵犯美国在中国的“权利”与“安全”。日本代表唯恐影响它的在华利益，特别申明，所谓“行政之完整”是指与政治独立有关而言，不涉及过去已许给各国的利益或特权。路特表示同意这种解释。中国代表迫于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的压力，表示路特决议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拒绝投票。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串通一气，还是通过了路特决议。

    1922年 1月16日，休斯以引申路特决议的形式，提出一项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建议，要求列强不得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对现有势力范围应重新审查。日本代表埴原对此进行了反驳，强调必须尊重“现存权益”。后来，休斯作了让步，表示现有势力范围可以保留，但今后不应再划分势力范围。上述建议于1月18日通过。

    在路特决议和休斯的门户开放政策建议的基础上，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荷、比、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九国公约”全文共 9条，其中路特决议的四项原则列为第一条，休斯的门户开放政策建议列为第三条。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九国公约”，终于公开勾结起来，对中国进行宰割。

    “九国公约”虽然表示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没有作出任何切实的保证；对过去帝国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均加以默认。“九国公约”强调的原则是“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诚如休斯所供认的，“九国公约”签订后，门户开放政策“已不是格言而是事实”了。这意味着“门户开放”已不仅是一项美国的政策，而且成了一项国际政策，甚至可以说是一项经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主动请求、由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执行的掠夺中国的契约。2月9日，美国代表在向美国总统的报告中写道：华盛顿会议“已将美国政策的重要信条重新认可。它将不再停留在外交照会的阶段，而具有列强最严肃的保证效力”。这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最感满意的收获。

    1922年7 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对华盛顿会议上列强宰割中国的问题进行了揭露：“美国之所以采用海约翰以来的旧调，完全是要借着这个‘开放’来打破日、英在中国的优势，让他自己插足进来，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开放门户’政策的采取，显然是美国侵略中国的……成功。”

    在讨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原则时，中国代表根据“十项原则”第五项“行政自由上所受限制当立即废止”的要求，曾提出了8 项关于特别事实的议案，并准备提出具体意见，但受到了休斯的刁难。他说：“提案须于24小时以前通知主席，得到许可方能在会上提出。”休斯企图以这种办法拖延时间，阻碍中国代表提出重大问题。因此，当时已引起国际、国内广泛注意的山东问题，未能列入会议正式议程。这就暴露了“九国公约”所宣称的“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和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虚伪性和列强相互勾结、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

    自从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同意将原德国侵占的山东主权转让给日本。日本政府则自1920年 1月凡尔赛和约生效后，力图避开国际干预，多次提出要与中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对此，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始终不敢贸然同意。美国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一方面就会议的内容与美国讨价还价，一方面又于1921年9月7日再次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但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没有同意。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代表根据本国政府指示，坚持“山东问题只能是日中两国双边谈判讨论的对象”，企图通过双边谈判压服中国，保持日本侵占山东的权利；若谈判不成功，也可借口日、中两国正在谈判，不让别的国家插手。英、美在形式上对日本作了让步，同意日本与中国在会外直接交涉，但又提出英、美须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中日会谈，以便从中“斡旋”，目的是伺机施加影响和压力。日本接受了英、美要求后，休斯就借口山东问题已在凡尔塞和约中作出决议，而参与华盛顿会议的9个国家中有6国是凡尔赛和约的签字国，因而大会不应再讨论山东问题。1921年11月30日，休斯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上宣布，同意中日两国直接进行交涉。中国代表团在美国的压力下表示接受。这个消息在中国旅美侨胞、留美学生及派往美国的民众团体代表中传开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坚决反对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但是，从12月 1日起，中、日两国代表还是开始了山东问题的双边会谈，美、英的代表休斯、贝尔福等人参加了所有的会议。

    在山东问题的谈判中，关于胶济铁路问题的争论最为激烈。由于美国主张“先提小案，后提大案”，直到12月10日中国代表才得以提出日本应将胶济铁路归还中国的问题。日本代表开始主张由中日合办，后来又同意将铁路售予中国，但反对以现款支付，而提出由日本银行给中国长期贷款，中国以铁路收益和产业抵偿，并由日本人担任车务长和会计主任来领导铁路，其目的是长期控制它。中国代表团根据北洋军阀政府的指示，同意了日本的上述要求，只是考虑到全国人民都主张无偿收回胶济路，而车务总管掌握着铁路的日常运行和货物管理大权，代表团根据内部不少人坚持应由中国人来担任车务总管。于是谈判陷于僵局。日本代表径自于1921年12月20日和1922年1月6日两次中断了谈判。休斯和贝尔福分别找到施肇基、顾维钧、向他们施以压力。指责他们的僵硬立场造成了混乱，使山东问题无法解决。贝尔福还威胁说，华盛顿会议因中国的僵硬立场而无法结束，外界是不能理解的。中、日两国终于在1922年2 月4 日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根据条约，日本同意中国收复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胶济铁路和青岛海关的主权，撤退驻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中国同意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前德属煤矿、铁矿由中日联合管理，中国以5340万金马克赎回胶济路，在赎回前须聘用日本人为车务总管和会计主任。此外，条约规定日本继续控制青岛和日本海军基地佐世保之间的海底通讯电缆。可见，中国收回的山东主权是很不完全的，日本仍继续保留了一系列帝国主义特权。

    除了山东问题以外，中国人民还特别关心“二十一条”的问题。因此，1921年12月14日，中国代表王宠惠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问题。日本代表表示，“此系中日两国间事，不能在大会内讨论”，加以拒绝。会议主席休斯以集中力量讨论限制海军问题和山东问题为由，宣布“二十一条”问题的讨论暂时延期。12月19日，中国代表指出，若不取消“二十一条”，大会宣布的尊重中国主权、独立的原则就等于一张废纸，但英、美等国代表均未予理会。1922年2月2日，日本代表币原在同休斯洽谈后，更加强词夺理，他申辩说：“二十一条”是“自由主权国”中国“拥有正当权限”的全权代表所缔结的条约，不应在会上重新讨论。“如果承认被庄严地赋予条约效力的权利，随时可因违背提供此种权利的人的自由意志而予以收回，那么这将造成极端危险的先例，它可能给亚洲、欧洲和其他任何地区当前国际关系的安定，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但为了搪塞舆论，币原也表示对“二十一条”的某些条款作一些微小的让步。后来，中国代表团虽仍坚持应将“二十一条”全部取消，但始终未得到大会支持，只是将中国代表团的要求载入了会议记录而已。

    1921年11月2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提出了关税自主的要求。自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即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后来，清政府陆续与美、日、法、意、德、俄等国签订片面关税协定或最惠国条款的条约，规定除非上述国家同意，不能修改税则，并规定大部分进口货税率为值百抽五。到1921年，外国人仍按以前的物价计算税率，实际税率仅为值百抽三，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失，外国商品则在中国市场泛滥。顾维钧在提出关税自主要求时声明：中国并无根本变更海关制度的意思，只要求从1922年起将现行5%的进口税改为12.5%；5年内改为 25%；10年内完全取消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关税条约。与会国特别是日本的代表当即表示拒绝，“理由”是中国内战不息，武人贪婪，若增加税收只能使专政的军人搜刮得更多，同时却使日本商人遭受损失。

    1922年2月6日，全体大会通过了《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进口税率应由签约各国或今后愿意参加签约的国家组成一个关税特别会议来解决；关税特别会议可作出决定让中国征收5%的进口税及2.5%的附加税。因此，中国的关税大权仍然掌握在由外国人组成的关税特别会议手中。这个特别会议虽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但当年12月就宣布休会，毫无结果，使中国的关税自主要求完全落了空。

    1921年11月25日，中国代表王宠惠又提出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提案。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非法特权。英、美帝国主义分别于1843年和1844年通过中英《虎门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接着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也在中国取得了这种特权。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上述要求后，休斯发言认为，在对中国的法律、司法情况未进行详细调查以前，是无法取消领事裁判权的。11月29日，领事裁判权问题小组作出决议并经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通过：在华盛顿会议闭会 3个月以后，除中国以外的八个缔约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对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现状以及中国的法律、司法、行政等有关情况进行考察，一年后由上述委员会提出报告，用渐进的或其他方法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但是，就在这个决议的最后又规定：缔约 8国对上述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有接受或拒绝的自由。这样，取消领事裁判权的提案也成泡影。

    11月25日，中国代表施肇基还提出了撤销外国在华邮局的要求。1860年以来，列强开始在中国设立邮局。至1921年英、日、法、美等国在中国的邮局有一百多所。这些外国邮局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并且偷税、漏税，偷运鸦片、吗啡等违禁品，危害甚大。对于中国代表提出的上述要求，英、法、日的代表以种种借口加以反对。12月12日，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作出决议；在不更动目前外国在华邮务制度的条件下，英、法、美、日四国同意于1923年1月1日起撤销除租借地或条约特别规定的地方以外的 4国在华邮局；未撤销前，中国有权检查这些邮局的邮件。根据这个决议只能撤销租借地以外几个无关重要的外国小邮局；至于租借地和被外国霸占的铁路附属地的外国邮局何时撤销却未作任何规定。

    1921年11月28日，中国代表施肇基在会上要求与会八国撤销未经中国同意或特别许可而在中国境内屯驻的军队、铁路卫兵及警察。当时，日、美、英、法、意、荷、比等国在中国都驻有军队、警察，其中以日本为最多，仅在东三省就驻有一个师团。

    日本代表埴原对中国代表的上述提案，接连两次发言表示反对。埴原狡辩说，日本军队驻于中国并无侵犯中国主权的企图、甚至说什么日本警察在中国的任务是防止日本侨民犯罪。英、法等国都支持日本代表的发言。休斯还以主席的身份蛮横地中断了施肇基的答辩，他说，我们想知道的是，中国是否能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1922年1月5日，委员会最后作出决议：与会八国驻中国之外交官应协同中国代表对目前究竟有无继续驻兵之必要进行调查，提出意见，并报告与会8国，但8国政府对调查事实承认与否，听其自便。因此，撤出外国军警的要求也没有实现。

    中国代表还提出了撤销在华电台、归还租借地及废止列强之间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有关条约等要求，也都被英、美、日、法诸国代表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

    华盛顿会议共通过决议案12个，其中与中国有关的有《关于在中国之治外法权决议案》、《关于在中国之外国邮局决议案》等9个；共订立条约5个，其中与中国有关的有 3个，即“四国公约”、“九国公约”与《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此外，日、中两国还直接交涉订立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这些条约，特别是“四国公约”、“九国公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是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对中国的劫掠，从而使中国长期地沦于被奴役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种种处理，使某些中国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开始破灭。会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中国各派军阀混战加剧，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认识到，不论美国、英国还是日本，同样都抱有侵略中国的野心，它们宣扬什么“公道”、“正义”，都是骗人的鬼话。

    经过近 3个月的明争暗斗，华盛顿会议在1922年2月6日宣布闭幕。美国总统哈定在闭幕式上吹嘘这次会议是“人类进步新时代的起点”，实际上，这次会议是美国、英国、日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争霸的又一个回合的开始。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捞到的好处最多。它拆散了英日同盟，取得了与英国等同的海军强国的地位；它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侵略政策打破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暂时取得的独霸中国的优势，为美帝国主义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被迫放弃了海军两强标准，结束了称霸海上的局面。日本不得已交出在山东的部分“权益”，独霸中国的野心受到了暂时的遏制。

    华盛顿会议解决了一些巴黎和会未能解决的问题，调整了日、美、英等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形成了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新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极不巩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决不会甘心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人民决不会甘心忍受帝国主义的宰割；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不可能信守它们之间的暂时妥协。“五国公约”墨迹未干，英、美、日、法等国就以各种形式开始了新的海上竞争；华盛顿会议一结束，美、日、英等国就指使它们豢养的中国军阀连年混战，从中扩张自己的势力。可见，华盛顿会议不但没有缓和美、日矛盾和弥补美、英的裂痕，反而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中美、日两国的矛盾尤其尖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近几十年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积下了无数的易燃物，因此这两个大国必然会为争夺太平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而展开激烈的搏斗。远东的全部外交史的经济史使人毫不怀疑地相信，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防止美、日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是不可能的。”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1941年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珍珠港事件，打破了华盛顿会议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已完全崩溃。帝国主义各国又卷入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马汉出生于西点军校（美国陆军军官学校）一个教授家庭。马汉自幼受其父熏陶，博览群书，攻读军事历史名著，思想上深受古希腊雅典海军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和政治家伯里克利的影响。

    1856年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1859年毕业后在美国海军服役，曾任炮舰舰长。他的海军理论研究始于1879年。这一年他撰写了第一篇论文《海军军官教育》。在这篇论文中，马汉提出如下观点：“历史不赞成这种观点，即坚信和平就是保证战争不会发生。”

    1880年，当马汉获悉法国的一个公司准备修筑巴拿马运河时，抱怨美国对此“袖手旁观”，认为当时居于世界第12位的美国海军，仅仅是一支“防御力量”，而“对付敌海岸线，则需要一支进攻的力量”，“为了控制（中美）地峡，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发现，人类在海上的机动性超过了陆地。

    1885年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讲授海军史和海军战略。1886～1888年和1892～1893年两度出任海军学院院长。他在研究了英帝国长期称霸世界的历史后，于1890年出版了《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提出了“海洋中心”说。马汉认为，商船队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夏威夷群岛和巴拿马地峡；海军威力＝力量＋位置，海军必须以“集中”为战略法则，同时要重视“海上交通线”、“中央位置”和“内线”；海军必须积极出击，不能消极防御。

    1893～1895年任美国驻欧洲舰队旗舰“芝加哥”号巡洋舰舰长。

    1896年以海军上校军衔退役。1898年美西战争中任美国海军战略委员会委员。

    1906年晋升海军少将。

    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在美国再版了30多次，并在全世界广泛流传。马汉也被后人公认为是海权论的鼻祖。他的突出贡献尤其在于对海权这一概念的创建和廓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体现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对当时的世界和后世历史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马汉是一个顺应时代而起又推动了时代发展的人。

    马汉的军事思想基本观点有：

    海权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马汉强调海洋的重要性和控制海洋的意义。认为以商业立国的国家，必须拥有优势的海上力量，夺取殖民地，占据战略要点，控制海洋，以保证国家战略利益，并指出海权的重要环节是国内产品—海洋运输—殖民地。

    海军战略的目标是保证国家获得平时和战时的海权。

　  马汉认为，海上作战最重要的任务是掌握制海权，而掌握制海权有赖于强大的海军。他主张美国突破传统的近岸防御思想的束缚，建设一支具有进攻能力的强大海军，首先控制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进而向太平洋扩张，在大西洋上则与海上强国英国相互协调，以左右欧洲形势。

    海军战略的基本要素是集中、中央位置、内线、海上交通线。

    马汉认为，集中的法则是海军战略的基础；威力的方程式是力量加位置(即占据便于随时向主要战略战役方向机动的中央位置)，以便于舰队实施内线机动；海上交通线在战争中居于“统制战争”的地位，凌驾于其他要素之上。

     海军的存在是为了进攻，防御只是进攻的准备。

    马汉指出，即使全局处于防御态势，海军舰队也必须积极出击，通过海上交战达到一定的结局。马汉始终主张在一个方向上作战，反对同时在两个方向上作战，以保证在决定性的时间和海区集中优势兵力摧毁敌方舰队。海上作战的主要手段是舰队决战，必要时可通过海上封锁实现上述目的。

  　海军战略的关键是平时和战时建立并发展国家的海上力量。

    马汉指出，海军舰队是海上野战军，机动性和进攻性是其特征。海军基地、要塞是舰队的根据地，是海上进攻力量的依赖和组成部分。

　　马汉的军事思想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垄断资本向海外发展的需要，是当时历届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和海洋战略的重要依据，对美国军事思想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海军理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汉的军事思想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认为原理是“永恒不变”的，并过分夸大海上力量和舰队决战的作用。

    马汉的有关海权的理论著作有20多部。其代表作为“海权论三部曲”——1889年完成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2年出版的《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1905年完成的《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马汉认为，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美国应与有共同血缘关系的英国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马汉明确表示，他的海权论是要为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提供基础，并公开称“强权即公理”。马汉曾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顾问，他的理论成了美国海军发展和海上扩张的理论根据。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军法案》，美国开始大规模发展海军。19世纪最后10年，美国的海军实力由世界第12位跃升为第3位，仅次于英、法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完全控制了太平洋，把太平洋当作自己的“内湖”。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海外仍有700多个军事基地，4个作战舰队，1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各型舰艇468艘。

    鉴于马汉对美国海军战略的重要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直至今天，强大的海权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马汉的海权思想仍然深深影响着美国和世界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大国用于海军建设的开支占国防开支的比例很大，美国为30％，英国、日本23％，法国14％，意大利13％，德国12％。海军如此被重视，归根结底，不得不归功于马汉海权论的开山之功。

法军中的外藉军团，来在北非殖民地的非洲裔士兵。

1917年西部战线的一群来自北非的士兵正在生火造饭。

法军中的阿尔及利亚士兵。这些士兵在法军中以骁勇酣战而闻名。法军指挥官常常发现他们不遵守撤退的命令。

法军的军医正在一个铁匠的院子里给一匹受伤的战马。

一群荷兰士兵正在给战马钉马蹄掌，这是当时荷兰军队印制的明信片。

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俘修建的俄国的摩尔曼斯克铁路。工作环境的恶劣，被形容为“每一根枕木下都埋着一名死去的战俘”

一战中德国俘虏了大约170,000名英军战俘。战俘在从事劳役。

    汉代：编户齐民，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负担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汉代的编户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

     北魏：租调制，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受田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户税）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初唐：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租”是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指副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以上赋税制度的共同点是以人丁为主要的收税标准，不同点是唐朝开始有了纳绢代役。规定：受田男子每年向国家交纳谷物2石，叫做“租”；交纳绢2丈、帛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叫做“调”；壮年男子每年服役20天，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替，叫做“庸”。国家有事增加徭役，加役15天，免去调，30天租调全免。每年额外加役最多不超过30天，遇到灾害。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减免租、庸、调。唐中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实行。

    中唐：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原来的均田制被破坏。780年唐政府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推行两税法：取消租庸调和杂税；按照财产和土地的多少征收户税和地税，户税按户等以钱定税，地税按田征粮。不分主户和客户，一律以现在的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纳税；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夏不过六月，秋不过十一月。这次变化的基本精神从标准上看是改税丁为税产，从征收内容看是货币和实物都有，符合当时土地集中和贫富变化的社会现实，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奠定了唐朝后期至明朝中期赋税制度的基础。由人丁税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收税，两税法也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宋代：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实行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

     明代：一条鞭法，为保证政府财政收入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把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这种方式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简化赋税名目和征收手续，对豪强漏税有一定作用。它适应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减轻了。虽然由于大地主的反对，不久就停止实行，但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下来。

      清代：摊丁入亩，清朝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合称地丁银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收。为解决赋役混乱和负担不均，雍正帝时实行“摊丁入亩”，即把丁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一制度的实行，部分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它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杜绝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也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又有利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赋税规则的简化，有利于政府征收，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变的特点，从秦到清，我国赋税制度的沿革规律： 征收标准从以人丁为主，逐渐演变为以田亩为主（以两税法为变化的标志）；征收的物品由实物地租为主演变为以货币地租为主（以一条鞭法为标志）；征收时间由不定时逐渐演变为基本定时（以两税法为标志）； 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发展为纳绢代役（以“庸”为标志）；税种由繁杂多项逐渐演变为简化单一（以一条鞭法为标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品征收重税。这种演变说明，随着历史的进步，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用银两收税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相应反应。

    《凡尔赛条约》的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削弱德国。

    法国因深受战争伤害及对历史上德国数次对法国的侵略主张严惩并尽可能的削弱德国；英国出于传统的政策考虑希望能保持一个相对强大并在经济上能够自立的德国以保持欧陆均势；美国则希望尽快建立一个能保证长久和平的体系并从该体系中获益，同时主张德国进行战争赔偿。

    法国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５００余万军民伤亡，而且西线战场绝大部分在法国。因此法国希望能取得德国工业的控制权以补偿自身损失。克里孟梭总理的观点也代表了法国民意。战后法国军队迅速控制了鲁尔工业区的重要城市如盖尔森基兴等，造成大批居民无家可归，同时法国将该地出产的煤通过铁路运至法国。德国铁路工人组织了罢工以对抗法国占领者，其中约２００人被法国当局处死。

    尽管英国本土在战争中未遭战火，但仍有许多英军士兵在战争中丧生，因此英国国内广泛的民意仍希望严惩德国。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支持惩罚德国，但在具体措施上较法国为轻。乔治认识到，一旦法国提出的条件全都得到满足就会成为欧陆的超级强国并破坏欧陆均势，这和英国意图维持一个均衡的欧洲的传统政策相悖。同时乔治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政策感到忧虑，因为英国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但他赞同法国提出的签订秘密条约封锁德国海岸线。

    乔治竭力主张提高英国在战争赔款以及德国殖民地的份额。他和克里孟梭因英法两国都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都不赞同“民族自决”政策。同时乔治清醒的意识